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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

普世價值的定義

即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有益的事物就有價值，對人類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也叫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發現”的普世價值。以賽亞·柏林的定义是“普世價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間里、實際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1]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價值。阿馬蒂亞·森认为當莫罕達斯·甘地認為「非暴力」是普世價值时，他主張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並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2]許多不同的東西都被认為是普世價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3]和民主^[4]等。

关于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是普世價值的问题，跨越了包括心理學、政治學、哲學在内的一些領域。

各領域的觀點

哲學觀點

哲學上对普世價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價值論和價值观上，但在倫理学、美學和政治哲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倫理学觀點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5]功利主義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內在價值的事物。

心理学觀點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價值”是那些“影響人們選擇行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觀念”。^[6]他假说的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包括在44個國家对不同文化的超過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存在着十種不同類型的56种具體的普遍價值：^[7]

• 安全：强壮的肉体以避免疾病和天敌的伤害以及更高效地获取物质、繁殖后代。清潔，家庭安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的穩定，報恩，健康，歸屬感。


• 享樂：拥有生存必需的物质，如食物和财富，作为快樂享受生活的保障。


• 權力：權威，領導地位，主導地位。


•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響力，智慧，自尊。


• 刺激：大膽刺激的行为，多樣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 自主：創造力，自由，獨立，好奇心，選擇自己的目標。


•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懷，才智，社會公正，平等，和平，美麗，與自然的融和，对環境的保護，內心的和諧。


• 慈善：樂於助人，誠實，寬容，忠誠，責任，友誼。


• 傳統：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謙讓，虔诚，尊重傳統，平和。


• 社会整合：自律，服從。

施瓦茨还测试了“灵性”这个类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发现并不具有普世性。^[8]

政治学和法学觀點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9]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實質性權利。^[10]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賦人權，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实践。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11]自由、人权和民主正是通过憲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價值，但是“普世價值”不能簡單的等同於“普世制度”或者“普世體制”。

争议與批判

普世价值最基本的争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之争具代表性。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該算作普世价值，比如：有人認爲叢林法則和自然競爭也應該算作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有人認為其為普遍原則、但不是普世價值。宗教界人士則認爲神學觀點也是普世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人則認為其為絕對真理（就信仰者而言）、但不是普世價值（相對於民主等非宗教概念而言）。

中国大陆学界在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存在基础及普世价值的内涵这些问题上，尚有争议。

1997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宏毅說，冷戰結束後，美國等西方國家以為冷戰結束是西方價值觀及人權觀的勝利，竭力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及人權觀推向全世界，以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和美國治下的國際新秩序；如同1991年前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所說，美國所要建立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指導的世界新秩序「只不過是一種新帝國主義」^[12]；也如同1993年6月14日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部長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在世界人权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說，如果不是真心真意保護人權，而是在人權問題上懷著某種政治目的，甚至利用人權對其他國家發動政治攻勢，這是不能允許的^[13]。

2006年9月，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在汉堡峰会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欧洲人经常认为自己有权要求亚洲朝哪个方向转变，亚洲人走自己的路會使欧洲人感到失望与震惊，但是亚洲人有权走自己的路；德国、欧洲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未曾想到民主，「民主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今后几年，欧洲将在经济方面与整个政治体制方面受到亚洲的挑战，亚洲精英阶层的自信心迅速增长，欧洲不能认为「全世界都在等待推行我们的模式、我们的设想」^[14]。同月，前德國總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說，「对别的国家提出治国建议，或规定他们应该怎么做」，是不正确的；这么做只是自以为是，只会造成紧张关系，导致冲突^[15]。

2007年紀錄片系列《為什麼要民主？》中的俄羅斯紀錄片《俄國式民主》，探討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民主政治會走到什麼方向，核心問題是：「民主是普世價值嗎？民主只有一種型態嗎？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要不要民主』、『要哪一種民主』嗎？」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說，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16]。2013年8月15日，徐勝說，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向來就是雙重標準；「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與尊嚴，將受侵略者視為野蠻的奴隸、只能受文明人支配，以美國對待伊斯蘭世界為例，「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他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17]。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說：「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18]

2013年8月，香港《明鏡月刊》第43期刊出了據說是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的全文，內文宣稱“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占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宣揚普世價值）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9]但原文出处并未得到证实。

2014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說，普世價值是「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的事物，提出普世價值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然後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20]。

2015年10月，美國西北大學的政治學專家伊麗莎白·沙克曼·赫德（Elizabeth Shakman Hurd）說，在她看來，美國政府推動國際宗教自由的作法，例如美國國務院公布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等，是美國政府在海外推動美國戰略及經濟利益的整套作法的最新環節，其部分方式是透過社會與宗教工程學手段^[21]。

2015年12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22]。

2016年2月，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說：「地理大發現以後，人類進入了全球性殖民貿易時代，資本主義率先在歐洲大地上誕生，經歷了野蠻的原始積累之後，逐步發展為更高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這個過程中，由其所確立的以資本為導向的西方文明衝破國家和民族的邊界，以成功者自居，審視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貶損、衝擊其他非西方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人們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匯、共榮，而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壓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國化』、『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這種狹隘的理念和偏執的做法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人類文化、文明的多樣性受到極大傷害。」^[23]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說，自由主義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是20世紀末西方國家基於歷史終結論炮製的一種說辭，與19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優越論是同一個性質；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漢斯·摩根索把这样的“普世主义”视为“民族主义化的”。他說，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普世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说，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24]。

2016年12月，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成說，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兩個國家的民主模式也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25]。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26]。

参见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 ^{Bolin, Anne, and Patricia Whelehan (1999). Perspectives on Human Sexuality. SUNY Press.}


• ^{Diamond, Larry Jay, and Marc F. Plattner (2001).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ahanbegloo, Ramin, (1991).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McArthur & Co. Reprinted 2007, Halban Publishers. ISBN 978-1-905559-03-9, ISBN 978-1-905559-03-9}


• ^{Mason, Elinor, (2006).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value-pluralism/ 'Value plural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ccessed 13 Nov 2007).}


• ^{Pettit, Philip (1996). The Common Mind: An Essay on Psychology, Socie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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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 Amartya (1999).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3): 3-17.}

外部链接

• Michael J. Zimmerman, (2007). '内在价值 vs. 外在价值',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ccessed 13 Nov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