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慕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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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慕琦爵士 Sir Mark Young GCMG KSt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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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任香港總督 | |
任期 1941年9月10日-1941年12月25日 | |
君主 | 喬治六世 |
前任 | 羅富國爵士 史美(代理) |
继任 | 香港淪陷 軍政廳最高長官: 酒井隆中將、新見政一將軍 |
任期 1946年5月1日-1947年5月17日 | |
前任 | 香港淪陷 佔領地總督:田中久一中將 香港重光 軍政府總督:詹遜、夏慤爵士 |
继任 | 麥道高(代理) 葛量洪爵士 |
坦噶尼喀地區總督 | |
任期 1938年7月8日-1941年6月19日 | |
君主 | 喬治六世 |
前任 | 哈羅德·麥克邁克爾爵士 |
继任 | 威爾弗里德·傑克森爵士 |
巴貝多總督 | |
任期 1933年8月5日-1938年3月 | |
君主 | 喬治五世、愛德華八世、喬治六世 |
前任 | 亨利·紐蘭茲 |
继任 | 余布里·沃丁頓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1886年6月30日 英屬印度 |
逝世 | 1974年5月12日(1974-05-12)(87歲) 英國漢普郡溫徹斯特 |
楊慕琦爵士,GCMG,KStJ(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1909年至1928年間於錫蘭任職,官至首席助理輔政司兼錫蘭行政局秘書,後來先後於塞拉利昂及巴勒斯坦託管地服務,期間曾任塞拉利昂護督及署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楊慕琦自1933年至1938年任巴巴多斯總督,1938年至1941年任坦噶尼喀地區總督,兩段總督任內以推行改革著稱,獲得英政府肯定。
楊慕琦爵士在1941年獲任命為第21任香港總督,並於9月就任,但三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軍香港,爆發香港保衛戰。幾經奮力抵抗後,楊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節」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淪為戰俘。他在戰時先後被監禁於香港半島酒店、台灣及滿州國的瀋陽,後期受盡非人折磨。大戰在1945年8月結束後,楊慕琦沒有立即復任港督,而香港事務則暫由軍政府打理,直到他於翌年5月復任為止。
戰後楊慕琦爵士試圖在香港推行稱之為「楊慕琦計劃」的政治改革,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下放政府權力,但礙於地區局勢及其他客觀條件所限,他復任僅一年而於1947年5月退休後,有關改革未獲繼任港督葛量洪爵士支持,使改善陷入停頓狀態,後來更以流產告終,此後香港長時間也再沒推行重大政治改革。
目录
1 生平
1.1 早年生涯
1.2 殖民地生涯
1.3 巴貝多總督
1.4 坦噶尼喀地區總督
1.5 香港總督
1.5.1 香港淪陷
1.5.2 戰俘經歷
1.5.3 楊慕琦計劃
1.6 晚年生涯
2 家庭
3 榮譽
3.1 殊勳
3.2 以他命名的事物
4 相關條目
5 注腳
6 參考資料
6.1 英文資料
6.2 中文資料
7 外部連結
生平
早年生涯
楊慕琦在1886年6月30日生於英屬印度,父祖原居英格蘭伯克郡,父親威廉·麥克沃思·楊格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員,曾先後擔任邁索爾參政司(Resident)、古爾格(今果達古)首席專員以及旁遮普副總督等職。[1] 至於楊慕琦的母親法蘭西絲·瑪麗·埃傑頓(Frances Mary Egerton,?-1932年)是其父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親羅伯特·艾爾斯·埃傑頓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1827年-1912年)亦曾任旁遮普的副總督。[1]
不計父親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一名女兒,楊慕琦在家中六名兄妹中排行第三,對上有兩名兄長,分別是在印度任職公務員及從事考古工作的傑拉德·麥克沃思-楊格(Gerard Mackworth-Young,1884年-1965年)及任殖民地總督的陸軍少校赫伯特·于貝爾·溫思羅普·楊格爵士(Major Sir Hubert Winthrop Young,1885年-1950年);至於對下的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諾曼·埃傑頓·楊格(Norman Egerton Young,1892年-1964年)曾任英政府財政部官員及蘇伊士運河公司董事。[1] 此外,楊慕琦有一堂兄傑弗里·溫思羅普·楊格(Geoffrey Winthrop Young,1876年-1958年),為著名攀山專家及教育家。[1] 雖然生於印度,但楊慕琦早年卻被送回英國英格蘭接受教育,曾經先後入讀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英皇學院,後來取得古典文學文學士一級榮譽學位畢業。[1]
殖民地生涯
畢業以後,楊慕琦在1909年考入殖民地部(又名理藩部),最先以官學生身份於同年11月派往錫蘭殖民地政府工作,1910年8月出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辦公室助理,1911年11月調任康提政府代表辦公室助理。[2] 在1913年1月,他又出任穆萊蒂武署理助理政府代表;未幾於同年11月調回輔政司署任第四助理輔政司,至1914年2月出任署理第三助理輔政司,後於1914年9月出任第二助理輔政司兼錫蘭立法局秘書,一個月後又任第三助理輔政司。[2]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楊慕琦曾於1915年至1919年期間從軍,戰後在1920年1月重返政府任第三助理輔政司,同年7月任第二助理輔政司,1922年3月改任漢班托塔助理政府代表。[2] 在1923年3月,楊慕琦獲擢升為首席助理輔政司兼錫蘭行政局秘書,後於1928年獲英廷任命外調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輔政司一職,期間曾於1929年署任塞拉利昂總督一位。[2] 在1930年,楊慕琦復被派到巴勒斯坦託管地擔任布政司,期間一度在1931年署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一職。[3] 在1933年6月,楊慕琦再獲升遷,被任命前往大西洋,出任懸缺多時的巴貝多總督兼三軍總司令之職,後於同年8月5日正式履新。[4]
巴貝多總督
在他上任總督以前,巴貝多的主要經濟命脈——蔗糖因為長期歉收,使經濟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並導致失業率急升。為此,楊慕琦任內著手於解決失業問題。儘管當時政府因經濟欠佳而收入減少,但他卻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錢到貧窮地區以發展社會服務、教育和醫療,另外,不同的委員會亦相繼成立,以專注解決不同的民生問題。與此同時,楊慕琦又趁機會進行社會改革,在議會引入其他聲音,以圖改變農場主長期壟斷經濟的不公局面。[5]
其實,楊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務已顯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風,因此他上任巴貝多總督一職以後,便企圖打破長久以來白人控制巴貝多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時候,楊慕琦就起用了當地的白人改革主義者基思·沃爾科特(Keith Walcott)為律政司,並且兼任議會議員,以便反映改革派的聲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當地黑人厄爾斯金·沃德(Erskine Ward)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聯盟的成員,也是議會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楊慕琦的委任特顯他對民主與自由的重視。相反,巴貝多的保守農場主和商人卻因此而倍感壓力。[5]
楊慕琦任內的另一大貢獻是引入老年退休金。有關引入退休金的建議最早於1936年提出,建議甫提出,楊慕琦立即予以高度重視,並在同年8月組成一個委員會,就退休金的引入作可行性研究。該委員會由律政司沃爾科特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4名議會議員,2名立法局議員和2名其他人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改革主義者,另外又有兩人是黑人,至於農場主和商人則佔4人,反映出楊慕琦盡量尋求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委員會在同年11月發表了報告,報告表示巴貝多應該引入退休金制。[5]
報告表發表以後,適逢巴貝多在1937年7月爆發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騷亂,楊慕琦於是借機在10月將準備多時的草案提交議會。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議會和立法局引發了一連串的辯論,不少地主、商人由於不願增加財政負擔而加以推搪之餘,又指政府的財政狀況將來可能不足以負擔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終仍然得到三讀通過,並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實。法例通過以後,在巴貝多連續居住滿20年的長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5]
楊慕琦在巴貝多的政績斐然,得到了倫敦殖民地辦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獲委任兼領千里達和多巴哥護理總督一職,[6] 以接替因表現未如理想而被撤換的前總督符烈槎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5] 到1938年3月,楊慕琦卸任巴貝多總督一職,[4][7] 隨即調往坦噶尼喀地區,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區總督兼三軍總司令。[8]
坦噶尼喀地區總督
位於東非的坦噶尼喀地區早自1885年起由德國佔領,一直到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國際聯盟才於1919年將之撥交英國統治,所以英國在坦噶尼喀地區的統治根基較其他英屬殖民地要淺。[1] 楊慕琦上任坦噶尼喀地區總督之時,由於英國的張伯倫政府正積極向納粹德國推行綏靖政策,輿論擔心英國會將坦噶尼喀送還德國,作為綏靖政策的一部份,使到當地一度民心散渙,士氣低落。為顯示英國對坦噶尼喀地區的管治承諾不變,楊慕琦任內熱心推動經濟及各樣改革,又擴充行政、立法兩局,以成功穩定民心。[1]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楊慕琦隨即將殖民地佔一定數量的德國裔人口收押到集中營,以減低殖民地政府被推翻的機會,確保當地在戰時維持穩定局面。[1] 楊慕琦在坦噶尼喀地區的種種功績獲得英廷肯定,結果在1941年獲任命為第21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處理當地日益嚴峻的局勢。
香港總督
香港淪陷
在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楊慕琦爵士於皇后碼頭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辭職的羅富國爵士。[9] 楊慕琦抵港後在9月25日第一次召開立法局會議,當時香港市面仍未料到兩個多月後日軍會入侵香港,楊慕琦更想不到三個月後自己竟為日軍所擄。其實,日本早於1937年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並在1938年10月佔領廣州。[10] 由於其時日本未與英國宣戰,所以香港未受戰火波及。港府雖然保持中立,但受內地嚴峻局勢影響,實際上自羅富國爵士港督任內,香港已經加緊備戰,以防他日日本揮軍南下。不過,雖說加緊備戰,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楊慕琦上任港督的時候,香港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約11,000人,再加上本地義勇軍1,387人。[11] 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軍駐遠東三軍總司令曾向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請示,要求增兵香港佈防,但邱吉爾認為香港根本無險可守而加以拒絕,由此可見,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11]
正因為英方相信日本不會宣戰的關係,雖然大批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但市面情況則仍然一概如舊。後來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為數1,975人的援軍駐守香港,可是楊慕琦亦未有任何進一步的增兵行動,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島酒店出席慈善舞會,香港表面上可謂一片歌舞昇平。[11]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突襲美國位於太平洋珍珠港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楊慕琦始悟情勢不妙,於是頒佈動員令,並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翌日12月8日(因時差關係,實際上僅是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數小時之內),日軍首次進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時30分以戰機轟炸啟德機場,香港僅有的五架空軍飛機遂遭徹底損毀。[12] 此後不出48小時,英軍雖然奮力防守,無奈寡不敵眾,駐港英軍「兵敗如山倒」,新界防線全數崩潰。到12月12日,九龍半島已經完全陷落,[12] 日方於是在12月13日派員到香港島,以大炮和空襲為威脅,迫使英方投降,結果被楊慕琦加以拒絕。[11]
楊慕琦拒降以後,日軍再度大肆進行空襲,並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別在三個不同地方登陸香港島,與英軍展開激烈戰鬥。期間日軍在12月17日曾第二度勸降,仍為楊慕琦所拒。到12月21日,邱吉爾曾致電報到香港,鼓勵守軍抵抗到底,並表示守軍「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設想」,[11] 惟當時英兵已經潰敗,邊戰邊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軍雖然作出最後的頑強反抗,但始終未能擊退日軍。在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楊慕琦發表聖誕文告,鼓勵士兵奮戰。但到下午3時,守將莫德庇少將向他表示英方已再無力還擊,楊慕琦於是先設法送走所有軍政要員離開香港,並決定投降。由開戰至此,兩者僅距18日而已。[13]
在12月25日下午4時,英方前線開始舉白旗,一小時後,英方派員到日方司令部請求投降,但由於日方要求英方投遞降書,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時20分才正式投降。結果,楊慕琦乘天星小輪渡過維多利亞港,在當日晚上7時與日方在九龍半島酒店內舉行投降儀式。[13] 投降儀式由酒井隆中將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則有楊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於空襲導致停電,所以楊慕琦要在灰暗的燭光下簽署無條件投降的降書。自此,香港正式淪陷,開展長達3年零8個月的日佔時期。至於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當日,由於正值聖誕節,所以史稱當日為「黑色聖誕節」。[13]
戰俘經歷
楊慕琦是自英方將領康沃利斯勳爵在1781年美國獨立戰爭中率大軍投降以來,首位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英國官員。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楊慕琦本人自簽署投降條款當日即淪為日軍戰俘。日本佔領香港後,大部份原殖民地政府要員都被禁於赤柱拘留營內,但楊慕琦最先仍獲日方禮待,被軟禁於半島酒店內。[10] 日方後來將楊慕琦轉送台灣拘禁,除他以外,在台的戰俘還包括有海峽殖民地總督珊頓·托馬斯爵士等盟軍陣營的殖民地官員。[10] 不幸的是,楊慕琦在當地受盡折騰,甚至被關進竹籠,受盡日軍凌虐。[10][14] 到二戰後期,楊慕琦再被日方轉送到滿州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監禁,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人們一度以為他已遭遇不測,其後蘇聯軍隊進佔東北時,才在無意中尋獲楊慕琦。[10]
由於楊慕琦被禁期間身體欠佳,所以獲釋後未有立即重返港督崗位,而是返回英國療養。至於香港在重光以後一度由輔政司詹遜爵士組織臨時政府,後來在英政府指令下,再由海軍少將夏慤爵士籌組軍政府,進行軍法管治。[10]香港重光半年以後,楊慕琦在1946年5月1日復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臨時軍法管治。[10] 在復任以前,英廷向楊慕琦頒授GCMG勳銜,以肯定他在戰時的表現。
楊慕琦計劃
復任港督後不久,楊慕琦爵士在8月28日大膽發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15][16] 到是年10月,楊慕琦正式推出建議書,當中建議香港應設立一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議員為民選,其餘三分一則屬委任;另外,在民選議員部份中,一半由華人直選,而另一半則由洋人直選。構想中的市議會最初可負責管理消防、康樂場地和市政局,到日後情況許可的話,更可以管理教育、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甚至於公共事業。[17]
根據方案,為配合市議會的設立,立法局內的官守議員議席會由原本的9席減至7席,非官守議席則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議席中,5人會是當然議員。而在非官守議席中,4人由非官方機構推舉,另由太平紳士中選一人,商會中選一人,以及從新成立的市議會推選2人。[17] 港督仍會是立法局的主席,繼續享有投票權。方案推出以後,被通稱為「楊慕琦計劃」。表面上,方案雖然容易推行,但由於各界未能就市議會職能達成一致意見,以致方案遲遲未能落實。而即使華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沒法得到全體華人社會的贊同。到1947年5月17日,楊慕琦任滿離職,以61歲之齡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終未能取得共識。[1]
楊慕琦卸任以後,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後,內地正值國共內戰,其後中國共產黨又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件事都觸發大批難民在戰後湧港。基於當時香港與鄰近地區局勢不穩,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楊慕琦計劃」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國下議院更正式宣佈放棄計劃,計劃隨即為港府所放棄。[1]
晚年生涯
楊慕琦卸任港督以後,退居於英國英格蘭的溫徹斯特,晚年熱衷音樂和彈奏鋼琴,而且花時間參與當地唱詩班的活動,以及研讀不少古典文學。楊慕琦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於溫徹斯特的貝雷域奇療養院(Bereweeke Nursing Home),享年87歲。楊慕琦生前曾居於溫徹斯特的蘭格府(Lang House),宅第在他身後改成民宿旅館。
家庭
楊慕琦的妻子名叫約瑟芬·瑪麗·普賴斯,CStJ(Josephine Mary Price,?-1977年4月10日),而她的父親則名叫沃爾特·C·普賴斯(Walter C. Price)。[6] 楊慕琦和約瑟芬育有2名兒子和2名女兒,當中,以布賴恩·沃爾特·楊慕琦爵士(Sir Brian Walter Mark,1922年8月23日-2016年11月11日)最為有名。布賴恩·沃爾特·楊慕琦爵士是英國資深教育工作者,曾長年擔任查特豪斯公學的校長。[6]
主要公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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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殊勳
C.M.G.(1931年[6])
O.St.J. (1932年6月24日[18])
K.C.M.G.(1934年[6])
K.St.J. (1940年6月21日[19])
G.C.M.G.(1946年新年榮譽名單[20])
以他命名的事物
- 與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一樣,楊慕琦在香港並沒有任何道路或建築以其名字命名。
相關條目
- 英屬印度
- 巴貝多
- 坦噶尼喀
- 楊慕琦計劃
- 太平洋戰爭
- 香港日治時期
注腳
^ 1.01.11.21.31.41.51.61.71.81.9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1886–197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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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 "Barbados",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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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16.26.36.4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Who'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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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zania",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 "Hong Kong",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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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11.211.311.4 "Hong Kong, 1941- 1945", 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 1 May 1999.
^ 12.012.1 《日寇志—太平洋戰爭》,延陵科學綜合室,造訪於2009年5月13日。
^ 13.013.113.2 《日寇志—花開-花開下卷》,延陵科學綜合室,造訪於2009年5月13日。
^ Anthony Hamilton Millard Kirk-Greene, On Crown Service, I.B.Tauris, 1999, p.40.
^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女士史丹福大學碩士論文發佈》,2006年6月。
^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17.017.1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 "Issue 33838", London Gazette, 24 June 1932, p.2.
^ "Issue 34878", London Gazette, 21 June 1940, p.1.
^ "Issue 37407", London Gazette, 28 December 1945, p.9.
參考資料
英文資料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48.-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Who'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69.
-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1886–197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nthony Hamilton Millard Kirk-Greene, On Crown Service, I.B.Tauris, 1999.
- "Hong Kong, 1941- 1945", 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 1 May 1999. 網頁
- Jeremy Seekings, "PA'S PENSION": THE ORIGINS OF NON-CONTRIBUTORY OLD-AGE PENSIONS IN LATE COLONIAL BARBADOS, August, 2006. 網上版本
- "Barbados",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網頁
- "Hong Kong",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網頁
- "Israel",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網頁
- "Tanzania",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網頁
中文資料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日寇志—花開、花開上卷》,延陵科學綜合室,造訪於2009年5月13日。網頁
- 《日寇志—花開-花開下卷》,延陵科學綜合室,造訪於2009年5月13日。網頁
-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女士史丹福大學碩士論文發佈》,2006年6月。網頁
-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年6月。
外部連結
立法局會議記錄(英文)
- 1941年
- 1946年
- 1947年
其他
日寇志—太平洋戰爭,延陵科學綜合室- Martha Byrd, Kenneth N. Walker: airpower's untempered crusader, March 1997. 網頁
官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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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約瑟夫·柏恩爵士 | 署理塞拉利昂總督 1929年 | 继任: 約瑟夫·柏恩爵士 |
前任: 約翰·錢斯勒爵士 | 署理巴勒斯坦高級專員 1931年11月1日–1931年11月20日 | 继任: 亞瑟·沃霍普爵士 |
前任: 喬治·歐文(署理) | 巴貝多總督 1933年8月5日–1938年3月 | 继任: 威廉·弗林(署理) |
前任: 符烈槎爵士 | 署理千里達和多巴哥總督 1937年11月–1938年2月 | 继任: 赫伯特·楊格爵士 |
前任: 哈羅德·麥克邁克爾爵士 | 坦噶尼喀地區總督 1938年7月8日–1941年6月19日 | 继任: 威爾弗里德·傑克森爵士 |
前任: 羅富國爵士 史美(署理) | 第21任香港總督 1941年9月10日–1941年12月25日 | 继任: 酒井隆中將、新見政一將軍 軍政廳最高長官 |
前任: 夏慤爵士 臨時軍政府首長 | 第21任香港總督 1946年5月1日–1947年5月17日 | 继任: 麥道高(署理) 葛量洪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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