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本文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中国抗击日本攻击的戰事。其他亞太地區抗击日軍的戰事另見太平洋戰爭及抗日戰爭 (消歧義)。| 中国抗日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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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 | |||||||
 由左上順時鐘而下，分別取自：戴上防毒面具的日軍「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士兵、「一號作戰」中的日軍機槍手、南京大屠殺期間堆積於秦淮河旁的中國平民遗体、武漢會戰中的國軍的機槍巢、重慶大轟炸日軍九七式轟炸機、中國遠征軍裝備美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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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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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和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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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6,270,000人[註 22] 逾700架美軍戰機 | 4,100,000人[註 23][2]:87 | ||||||
| 伤亡与损失 | |||||||
中華民国國军： 中国共產党軍隊與平民： 17,000,000－22,000,000名平民死亡[4] 飛虎隊：5人陣亡 | 日本军队： 日军，伪军及日本仆从国军队伤亡合计：2,960,000－4,987,000[8][9][註 24] | ||||||
蔣中正
裕仁
愛新覺羅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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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史稱八年抗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7年改稱十四年抗戰。[10][11] 国际上又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日語：日中戦争），指20世纪初期大日本帝国與中華民國之間發生的戰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戰事的主要部分，中日戰場主要位于中國境內，同時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鄰接地區[12]。戰爭时间若从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對日正式宣戰算起僅有四年；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變）算起则有八年，且宣戰文告中亦有「之前四年餘神聖抗戰」一句，因此有「八年抗戰」之稱；而若從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算起，至1945年8月20日日本投降則歷時十四年。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在100天內佔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13]:608。1932年1月2日，中华民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演講，指陳宣戰之弊害[14]。同年3月1日，日本帝國參謀本部及關東軍在東建立一新政權，定名為「满洲国」[13]:612。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华北沦陷，中日全面开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艦隊突襲太平洋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區日軍亦四出攻擊，美國、英國與日本互相宣戰，中國亦正式對日本宣戰並及德國、意大利[13]:689。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發表《开罗宣言》，要求战後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5]:488。1945年7月26日美、英與中国對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無條件投降[13]:712-713。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之條件；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終[13]:715。
中國戰場在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有顯著影響，使超過百萬的日軍主力被牽制在中國而無法北攻西伯利亞及調派軍隊支援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戰事，減輕了英美兩國的作戰壓力；南進澳洲阻斷盟軍印度洋石油供應鏈的計畫也以失敗告終，間接促使了：一、蘇联在歐陸戰線的战局逆轉，並在大戰結束前夕使紅色勢力進佔東亞。二、美國南洋戰場的反攻以及英美在中東北非的戰事變得順利。
目录
1 名稱
2 戰爭背景
3 局部戰争（1931年-1937年）
3.1 九一八事變
3.2 一二八事变
3.3 满洲国
3.4 长城戰役
3.5 華北事变
3.6 绥远戰役
3.7 西安事變
4 全面抗戰與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4.1 七七事变
4.2 平津作战
4.3 战争动员
4.4 淞沪會戰
4.5 南京攻守
4.6 华北作战
4.7 太原会战
4.8 華東作戰
4.9 华中华南
5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1月）
5.1 分而治之
5.2 深入内陆
5.3 敵後戰場
5.4 国共摩擦
6 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1月－1945年9月）
6.1 中緬印戰區
6.2 中国内陆戰區
6.3 战事逆转
6.4 疆獨崛起
6.5 日本投降
7 参战方
7.1 国军
7.2 東北義勇
7.3 八路军、新四军
7.4 华侨
7.5 美国援華
7.6 苏联援华
7.7 中德軍事合作（1928年－1941年）
7.8 英国援華（1941年－1945年）
7.9 日军
7.10 皇協軍
8 战争結束
9 戰後影响
9.1 战後统计
9.2 國方统计
9.3 共方统计
9.4 战后审判
9.5 和平条约
9.6 领土变更
9.7 國際關係
9.8 中国方面
9.9 經濟損失
9.10 人口及難民
9.11 國共軍事
9.12 史學研究
9.13 日本方面
10 战争纪念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2.1 引用
12.2 来源
13 外部链接
14 参见
名稱
這場戰爭在漢語社會常稱為「抗日戰爭」、「八年抗戰」，簡稱「抗戰」[16]，另外亦有「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衛國戰爭」之称。
现中国大陆方面将其称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7]，并于2017年将"八年抗战"改称"十四年抗战"[18]。
當描述的主語為日本時，则稱其為「侵華戰爭」、「日本侵華戰爭」或「日軍侵華」。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時，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將這場戰爭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用以規避「戰爭」字眼，構成「中日雙方從未正式宣戰」的理由，並在1941年偷襲珍珠港成功以前，成功以此避免作為重工業物資主要進口國的美國執行美國中立法「禁止出口戰爭原材料（war materials）至任何交戰國」的措施，以免日本國內軍備工業斷炊。[19]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 ?）[20]。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遂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中出現。[21]
在國際上，出於中立性考慮，「第一次中日戰爭」指中日甲午戰爭；而將「抗日戰爭」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12]。
戰爭背景
| 日期 | 事件 | 後果 |
|---|---|---|
| 1880年代 | 大陸政策 | 日本應該向亞洲大陸擴張，奪取大陸的豐富資源和發展空間。[22] |
| 1874年 | 牡丹社事件 | 清政府簽訂《北京專約》 |
| 1894年 | 甲午戰爭 | 《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獨立，賠款二億兩，割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 |
| 1900年 | 八國聯軍 | 割讓德國租借地 |
| 1905年 | 日俄戰爭 | 《樸次茅斯和約》旅順、大連讓與日本 |
| 1911年 | 辛亥革命 | 滿清亡國 |
| 1914年6月 | 歐戰 | 日本第一步即以參戰國姿態出兵山東半島，奪取德國租借地、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讓與日本。 |
| 1915年1月7日 | 中國北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 | 沒有撤兵，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
| 1915年5月8日 | 二十一條 | 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二十一條》大部分要求，並於5月25日簽訂《中日民四条约》。 |
| 1928年 | 濟南慘案 | 殺害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 |
| 1874－1928 | 日本奪取台灣全島、朝鮮、澎湖列島、遼東半島旅順、大連、租借地、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 |
1880年代中期開始工業革命。在各種因素之下，日本對外擴張，確立「大陸政策」。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後與清政府簽訂《北京专约》[23]:77-79。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23]:76-77。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滿清政府求和，訂立《馬關條約》，依照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賠款二亿兩白銀，割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並開四處商埠與日通商；隨後，俄國立即聯合德國、法國等，要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滿清政府，增加賠款3千萬兩，此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因此種下日俄之間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戰爭[24]:8。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事件[24]:9。中國紛爭不斷，積弱不振，成為日、俄兩國覬覦侵奪目標[25]:1。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國戰敗，與日本訂立《樸次茅斯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各種優越利益，及監督保護之權；俄國將旅順、大連讓與日本；俄國築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讓與日本[24]:10。
1911年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成立后，并沒有結束中國國內的混亂，各軍閥受不同國家和勢力支持，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
1914年6月，歐戰爆發，8月，日本因與英國同盟關係，對德國宣戰；中國則宣佈中立[24]:10。日本第一步即以參戰國姿態出兵山東半島，奪取德國租借地；進而兵臨濟南，佔領膠濟鐵路全線[24]:10。日本隨後在龍口登陸，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區，以及中國政府所劃之日德交戰區域，進佔濰縣，兵臨濟南，其間日軍徵收物資，役使人民，把中國視同敵人一般，直到德國在青島守軍完全降服後[24]:10。
1915年1月7日，中國北洋政府認為戰事已告一段落，照會日本駐華公使置益，要求日本撤兵[24]:10。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訓令駐華公使答覆中國日本拒絕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凱直接提出分為五號之《二十一條》要求[24]:11。1月18日，五號《二十一條》條約由日本駐華公使親手交到袁世凯手裡，打破國際慣例[24]:11。5月7日，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24]:16。
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國民政府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26]。
1925-1937年，袁世凱逝世後，各地軍閥割據，南方各行省逐漸脫離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最先成立於廣州，日後隨着北伐的推進而遷移至不同的城市，最終定都於南京。共產黨因國民政府剿共撤退延安。
局部戰争（1931年-1937年）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军佔領沈阳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決定在一年內侵佔中國東北，旋命令關東軍執行[27]: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國东北的军事行动[28]:247。6月25日，為進犯中國東北尋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27]: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萬寶山地區屠殺中國農民，制造“万宝山事件”，並煽動朝鮮排華[27]:296。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動用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27]:296。7月6日，張學良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29]:24：「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我要求割地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30]:3875。有流言稱：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以“銑電”密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27]:296不過這類說法遭到張否認，至今也查無相關跡證[31]: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32]，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33]:488：“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34]:125[35]9月6日，張學良電令駐瀋陽北大營旅長王以哲稱：「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同日張學良電臧式毅、榮臻稱：「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30]:3915同日，日本在東北召開領事會議，準備發動事變[24]: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九一八」事變爆發[27]:296。当夜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動將南满铁路柳条溝段鐵橋炸毀，誣指为东北军所为，開始攻进瀋陽北大营[36]:97。時張學良方滯留北平，严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軍遂於9月19日晨6時佔領瀋陽[36]:97。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24]:28。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中的十九路军部队
第一次淞滬會戰，發生於1932年1月28日，又稱「一二八事變」，日方稱「第一次上海事變」[37]。「九一八事變」後，日方為轉移國際視線，並壓迫國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斷挑起事端[37]。1932年1月28日晚11時半，日本海軍司令官鹽澤以發動事宜準備就緒，乃命日軍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雲路、天通菴等地進犯，中國駐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以守土有責，遂奮起抵抗[36]:99。淞滬抗戰開始[27]:296。2月1日，日本軍艦砲轟南京；2月4日，國民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遷還[13]:6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红军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向赣州进军，2月4日抵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赣州战役爆发（赣州战役是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等兵力被中国工农红军牵制在江西无法调往上海支援抗战。2月8日，以最精銳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五軍，馳滬增援，仍以第十九路軍名義加入戰鬥[36]:99。2月14日，張治中奉命率第五軍到上海增援[27]:296。陳銘樞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率領下奮起抵抗[37]。日軍三度增兵，四易主帥，前後出兵10萬人，戰線延及吳淞、太倉、嘉定一帶，日機並轟炸蘇州、杭州，軍艦亦逼近南京威脅[37]。3月2日，第十九路軍因後援不繼，蒋光鼐、蔡廷鍇、戴戟發表撤退通電[27]:296。
戰役歷時33天，3月2日，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第十九路軍腹背受敵，被迫全線撤退；其後日軍佔領真如、南翔，宣布停戰[37]。3月19日，中國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與日方舉行會議，5月5日签訂《淞滬停戰協定》五款[36]:100。主要內容如下：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规定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該地區則可以驻兵[27]:297。日軍返回戰前原駐地，國軍暫留現駐地位[13]:611。5月19日，蔣下令調十九路軍開往福建剿共[27]:297。是役參戰日軍約6萬人，國軍約7萬人，武器雖遠遜於日本，仍能力戰月餘，士氣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贊佩與同情[13]:611。
满洲国
1932年1月16日，鄭孝胥、臧式毅等在瀋陽舉行「滿洲善後大會」，籌備組織日本傀儡國滿洲國[36]:101。3月9日，傀儡組織舉行建國典禮，以清朝遜帝溥仪為「執政」，定年號為「大同」，定都於長春（改名為「新京」），重要機關或由日本人任顧問，或由日本人充要職[36]:101。鄭孝胥任國務總理[27]:296。由駒井任「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總攬大權，日本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本人[24]:28。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於是時對外國干涉提出威嚇[24]:29。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24]:29。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24]: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義為大使，於9月15日與其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協定書」，許日軍駐紥東北，確認日本人在東北之權利與利益[36]:102。於是攫取東北鹽稅、郵權，及關稅，東北同胞遂淪入日本人鐵蹄之下[36]:102。
由於國際社會對日本在中國東北侵略態度放任，日本扶植「滿洲國」傀儡政權得以出籠[37]。1934年3月1日，滿州國發佈日人代擬之「滿洲國組織法」[36]:101。溥儀在長春由「執政」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德」[27]:297。
长城戰役
长城抗战中，手持大刀的中華民國士兵
1933年1月1日，日軍进攻山海关，中國守軍何柱國所部安德馨營英勇抵抗，經兩昼夜激戰，全部殉國[27]:297。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炮擊榆縣城，中國守軍奮力還擊，與日軍巷戰[38]。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關[36]:100。隨後日軍加緊西進，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部署3路進犯熱河，東北軍守凌源腹背受敵，退守長城要塞喜峰口[38]。3月1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扣留軍用汽車偷運鴉片輸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滿載私物潛逃[36]:101，不戰棄守承德[27]:297。3月4日，日軍以120名騎兵先頭部隊佔領承德[27]:297，熱河各地隨之陷落[36]: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39]:8。
1933年3月8日，政府通緝湯玉麟，命軍政部長何應欽駐節北平，馳調國軍北上增援[36]:101。3月9日，日軍搶佔喜峰口，傍晚，奉軍長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長趙登禹率兵跑步馳援抵達戰場；考慮到日軍日間火力優勢，宋哲元派趙登禹帶隊夜襲，並將第三十八師董升堂團也交趙登禹指揮[38]。3月10日，第二十九軍趙登禹旅在喜峰口與日軍激戰[27]:297。3月11日深夜，趙登禹親自帶「大刀隊」500人只帶大刀和手榴彈分兩路雪夜行軍，於3月12日凌晨夜襲日軍，砍死砍傷逾千人，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炮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38]。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39]:8。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爾進攻[40]: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張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27]:297。5月31日，黃郛遣代表熊斌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签订《塘沽協定》[36]:101。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復康保[27]: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40]:131-135。
華北事变
中山水兵射殺事件
1935年4月起，日軍開始積極策動「華北自治運動」[41]。6月27日，察哈爾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純接受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之條件，撤退張家口駐軍及中國國民黨黨部，解散排日機關，協助日本人在內蒙活動，允許不向察哈爾省移民，是為「秦土協定」[13]:634。7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与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協定》[39]:11。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對河北省之統馭力[13]:634。土肥原賢二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13]:637。
11月，土肥原賢二操縱多个漢奸組織聯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東韓復榘、山西徐永昌、綏遠傅作義、察哈爾張自忠等，要求開放政權，允許「自治」[42]。11月24日，河北省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軍唆使下[13]:637，在通縣通電全國，宣布脫離國民政府獨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3]: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擔任「委員長」[41]。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25縣[13]:637，自任「政務長官」[41]。1937年7月，日軍相繼攻陷北平、天津，在日軍指令下，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也被併入[41]。
绥远戰役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察哈爾省原政府委員德穆楚棟魯普親王（即德王）在日軍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軍政府」並自任「總裁」[41]。11月，德王自組織內蒙古軍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漢義軍，并一再侵攻綏遠[43]。1936年11月26日，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部克復蒙軍盤踞之百靈廟，是五年來中國首次攻勢[13]:639。戰爭最終以晋绥军大獲全勝而告終，大漢義軍在此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並最終被撤銷編制，日本方面因為此次嚴重失利而減少了在總攻中使用日偽軍的次數[44]。陳誠率軍赴援，稱：「人所待我者為不戰而屈，今後我決戰而不屈。」[13]:639
西安事變
1933年中華共和國的控制范围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依蘇聯指示進行长征，希望取得蘇聯軍事物資來抗擊国民政府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會師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45]:50。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46]。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47]。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48]。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之農村根據地，迫使红军向陕北转移。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李濟深任主席，廢除中國國民黨[13]:615-616。11月2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之一切組織之活動[13]:624。
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49]。學生1,000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13]:641。1935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對抗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軍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設立之根據，土肥原擾攘數月之分離華北陰謀只得暫時擱置[50]:378。
1936年5月，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中國一再提出抗議[51]:33。12月12日，张學良、杨虎城趁蔣中正親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發動西安事變，对蔣“兵谏”，震惊中外[52]。斯大林聞訊後下令限十日內釋放蔣介石，毛澤東對於蘇聯不殺蔣介石的命令感到憤怒[53][54]:238。最後，中共派周恩来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55]。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56]:37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共暫緩顛覆國民政府的活動並與中華民國展開合作。
1937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57]:32：“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58]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59]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國難宣言》[36]:121。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60]:323。9月23日，蔣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23]:355-357[60]:323[61]。
全面抗戰與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前形势图
蔣中正在庐山发表廬山聲明
1937年6月以來，駐豐台日軍演習漸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為虛彈射擊、畫間演習，後竟實彈射擊、實行夜間演習，且有數次演習部隊竟要求穿宛平城而過[30]:5457-5458。7月6日，駐豐台日軍不顧大雨、道路泥濘，在蘆溝橋鐵路橋東北龍王廟演習場地，以蘆溝橋為攻擊目標，進行攻擊演習，至宛平城東門外要求通過宛平城到長辛店地區演習，遭國軍拒絕，雙方交涉至晚間，日軍退回豐台[30]:5463。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堅持下，日軍包圍盧溝橋，開始從東西兩門外炮擊城內，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奉命率團反擊，是為盧溝橋事件或七七事变[23]:307-308。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晚7時30分，駐豐台日軍河邊正三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至蘆溝橋西北龍王廟附近演習，晚10時40分宛平國軍突然聽到城東北日軍演習響起槍聲，數名日軍到宛平城聲稱丟失一士兵，國軍拒絕其進城搜查要求，日軍立即包圍宛平城，並開槍示威；北平東交民巷日本華北駐屯第一聯隊長牟田口也大佐據清水節郎報告，即令豐台一木清直大隊長帶領第三大隊前往蘆溝橋指揮戰鬥，夜12時，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電話通知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第二十九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當即答覆，「蘆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丟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引起誤會」[30]:5463-5464。日本則稱為“北支事變”[23]:317。7月8日凌晨2時，冀察政務委員會派宛平縣長王冷齋與松井久太郎交涉，當時失落之日軍已歸隊，4時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內國軍從東門撤至西門，由日軍佔據東門再行調查被拒；談判期間，4時50分日軍向宛平城開炮轟擊，國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第二一九團金振中營開槍還擊，中國抗日戰爭揭幕[30]:5464。
7月17日，蔣发表《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第二次廬山講話），正式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23]:328-32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紅軍將領，請蔣嚴令第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動員全國海陸空軍，驅逐日寇出中國，紅軍願在其領導之下為國效命[13]:662。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電呈蔣，願在領導之下，為國效命[36]:120-121。蔣之嚴正表示得到中國各地勢力支持，陝北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四川川系、廣西桂系、山西晉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軍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23]:330-332。
平津作战
日軍於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23]:334。月底，日軍進佔天津、北平，第二十九軍主力退守保定一線，餘部由張自忠率領接受日軍條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結束[23]:335-344。7月31日，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13]:662-663，只有抗戰到底，與倭寇死併[13]:662-663。8月初，蔣復宣示抗戰方針，隨時隨地抵抗，使日本人戰而不取；各地重要軍事將領，如廣西白崇禧、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雲南龍雲、中共朱德等，不論以往與蔣有何意見，均會集南京[13]:663。
战争动员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擬有《停戰條件》及《國交調整案綱要》，準備談判[13]:663。8月12日，中國中央政府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推蔣為陸海空軍總司令，以軍事委員會為統帥部[13]:663。国民政府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36]:111。推蔣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統率全局，領導對日抗戰[36]:112。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動員令，編組上海及華北派遺軍[13]:664。8月16日，改以蔣為大元帥，組織大本營；南京失守後，大本營撤銷，仍由軍事委員會總攬軍事[13]:663。8月20日，中國劃分南北各戰區[13]:664。8月22日，陕北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朱德、彭德懷任總、副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轄3個師（第115、120、129師），計3萬人，師長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副師長為聶榮臻、蕭克、徐向前，政治委員聶榮臻（兼）、關向應、鄧小平[13]:665。9月22日，江南红军合組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轄4個支隊，計1萬餘人，支隊長為陳毅、張雲逸等[13]:665。8月28日，日本宣佈封鎖中國港口，對沿海一帶，中國苦無海軍，僅由陸軍固守[24]:75。日軍曾砲轟廈門[24]:75。9月6日，日軍攻赤灣，威脅香港，日艦巡行於伶仃洋面，港粵航行陷於停頓[24]:75。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國難宣言》[36]:121。
淞沪會戰
圖為《中國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第一七九旅开赴前线
1937年北平蘆溝橋事變後，蔣為長期作戰，將日軍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同時也為引起國際社會注意日本侵華，在上海主動攻擊日軍；中日兩國不宣而戰，由地區衝突真正升級為全面戰爭[37]。7、8月之交，中國部分軍隊已開抵上海附近，並計劃封鎖江陰要塞，使長江日本船艦無法逃脫；行政院秘書黃濬受日本收買，洩露消息，漢口一帶日艦、日僑先期退出[13]:663-664。7月中旬，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建議東京，不宜將戰場局限於華北，應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國兵力，制其死命[13]:664。7月下旬，長谷川清借口陸戰隊1名失蹤，布防上海閘北[13]: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機場衝突[13]:664。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時15分，淞滬會戰揭幕[13]:664。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首場大型會戰，是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之戰役[62]。中方稱「八一三戰役」，日方稱「第二次上海事變」[37]。中日雙方約有10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持續3個月，日軍宣布死傷4萬多人，國軍統計死傷30萬人[37](日軍死傷實則近10萬人[63])。上海日軍初僅陸戰隊1萬人，中國陸軍4萬人，猛勇進攻，空軍轟炸日本軍艦；此後雙方陸續增兵，國軍雖不惜犧牲，終不抵日本砲火[13]:664。
日軍機13架轟炸杭州[13]:664。日本軍機分批襲杭州及廣德機場，時國軍第四大隊各機甫自周家口抵筧橋機場，即緊急升空作戰，由大隊長高志航率機27架，分途攔截，結果擊落日軍九四式轟炸機3架，後世稱八一四空戰[64]:283-286。8月14日，國民政府宣布自衛抗戰[13]:664。中國可供作戰飛機僅220餘架[13]:664。中華民國空軍分批出擊上海敵軍事據點及船艦，並以驅主力防衛首都南京[64]:283-286。
9月中旬，國軍退守第一預備陣地；日軍約10萬人，國軍約30餘萬，制空權則在日本之手[13]:664。第一批投入的精銳部隊折損過重開始撤下整補，並且由各地軍閥部隊開赴前線換防；然而足以讓國府精銳部隊受挫的日軍，換上戰力有限的各路雜牌軍後連維持防線都很吃力，只能轉入防守姿態拖延日軍攻勢。戰役後期，國軍敗退，上海將失守[62]。由於國軍抗敵悲壯，死傷極為慘烈，戰史學家喻之為「血肉磨坊戰爭」，甚至被喻為「中國版凡爾登戰役」[37]。9月下旬，國軍退守第二預備陣地；10月26日，主要陣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3]:664。蔣下令精銳第八十八師留守掩護，師長孫元良則命令第五二四團團長謝晉元率領由約430人組成一個加強營，固守四行倉庫；他們從此成為上海「孤軍」[62]。10月，國府決議遷都重慶[37]。
11月5日，日軍成功登陸上海南岸金山衛。日軍2個師（第10軍）登陸杭州灣，國軍全線西撤[13]:664。11月9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13]:64111月12日夜，上海淪陷，淞滬會戰結束[37]。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言，決不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13]:664由於苦戰之後，實力喪失十之六七，無法遏止日軍前進，預設之長江至蘇州、嘉興及江陰至無錫國防線不守[13]:664-665。除軍隊耗損，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之撤退令戰線完全崩潰，令日軍得以長驅直入，間接導致南京保衛戰提早開戰[37]。
南京攻守
1937年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65]:99。
12月12日，中國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繼之[13]:665。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下令中国南京守军“突围”。12月13日南京失守後，日軍遂進行震驚世界之「南京大屠殺」[37]。日軍進入南京後，大肆劫掠、姦淫、屠殺，被擄官兵、平民婦孺，或遭集體掃射或被砍死，為時一週[13]:665。日軍用繩索，將數百名徒手士兵或民眾捆綁在一起，用機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66]:31-32。在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裡，列出不少機構和學者對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之研究數據：根據當時南京之埋葬紀錄，最少也有20萬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錄得死亡人數為26萬；南京軍事法庭提出遇難者總數在30萬人以上，在中國被普遍接受[67]:169。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軍舉行南京入城式[65]:103。而根據日本陸軍內部資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華中方面軍總共死傷兩萬六千多人[68]。
华北作战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游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阻碍日軍推進，同時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災
華北日军占领北平后[13]:665，计划进一步占领华北、山西北部和绥远。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3]:665。1937年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进攻察哈尔，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中國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8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日軍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策劃下，以相當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湯恩伯部之王仲廉師苦守，8月9日，日军開始正式攻击[24]:94。察哈尔境內日軍南攻張家口，激戰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張家口亦陷[13]:665。日军並攻陷怀来和延庆。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軍和第2軍[65]:82，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日軍進陷山西大同[13]: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鎮、陽高一線守護不力，大同棄守[24]:95。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与察哈尔派遣兵团进行协同，欲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65]:83。
太原会战
平型关战役中，115師缴获的军需物资
1937年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軍朱德部奉命增援，與山西王靖國部配合兩方夾擊[24]:96。9月25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被八路軍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經過激戰，該部日軍1,000餘人被全殲，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60]:323；擊毀汽車100輛、大車200輛，繳獲步槍1,000多支、輕重機槍20多挺、戰馬53匹[69]。甫經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紅軍林彪師會同晉軍、陝軍重創4,000日軍於晉北平型關，為中國在北戰場之首次勝利[13]:665。9月26日，中國軍隊殲敵一個聯隊，日軍向蔡峪口潰退，中國軍隊繼伏重兵於平型關之土溝，待其增援之兩聯隊經過，盡予以殲滅，遂成平型關大捷[24]:96。蔣致電嘉獎[60]:323。9月26日起，日軍於連雲港與中國軍隊發生炮戰，圖在墟溝登陸[24]:75。9月27日，中國軍隊乘勝攻靈丘，兩敗日軍[24]:96。10月2日，日軍佔領連雲港外東西島[24]:75。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65]: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23]:434-452。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65]:91。中央軍及晉軍破之於忻口，軍長、師長戰歿，而戰地不為之動[13]: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3]: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23]:470-475。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日軍改自河北攻晉東；11月9日，日軍佔領太原[13]:665。
南口之戰告一段落後，日軍循平漢鐵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莊；11月，攻陷河南安陽；另一路由津浦鐵路南下，攻陷德州[13]:665。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戰而走，12月27日放棄濟南。青島以陷於海陸夾攻，守軍於炸燬紗廠後西撤[13]:665。1938年1月14日，經國民政府法院将韓復榘判處死刑，之後槍決[70]。
華東作戰
2月，津浦鐵路北段日軍（华北方面军）深入魯南，南段日軍（華中派遣軍）越過淮河，企圖合犯徐州[13]:665。3月，南來日軍進攻臨沂，為時8日，傷亡頗大[13]:665。徐州東北台兒莊攻守尤為激烈，為時4週；中國以4倍兵力，截斷日軍補給，殲其16,000人，日軍於4月7日後撤，證明其並非無敵[13]:665。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兒莊會戰」，中國軍隊約29萬人和日軍約5萬人在徐州台兒莊激戰一個月，中方傷亡5萬餘人，斃傷日軍2萬多人；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曾3次赴徐州視察督戰[69]。南京失守後之士氣為之重振，人心尤為興奮[13]:665。日軍改向山東、河南之交與安徽北部進攻[13]:665。5月，國軍放棄徐州，戰場移於豫東[13]:665。
1938年6月5日，國軍不守開封[13]:665。國軍掘毁鄭州以東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濫，人民損失慘重[13]:665-666。總計淹沒40餘縣，河南民宅沖毁140餘萬家，陸沉800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1,100餘萬畝，傾家蕩產者480餘萬人[13]:666。日軍進攻鄭州、南窺武漢之企圖為之滯延[13]:666。
华中华南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迫击炮阵地
武漢為南京撤退後最高統帥部所在地，亦為日本次一攻擊目標[13]:666。1938年2月以來，日本空軍不斷轟炸，遭到堅強抵抗：2月8日，中國空軍及蘇俄義勇軍擊落日機14架，中國大隊長李桂丹戰歿；4月29日，擊落日機21架，中國損失9架，蘇俄損失2架[13]:666。6月15日，日本海軍溯長江西上攻陷安慶，會同陸軍突破江西馬當要塞[13]:666。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漢外圍會戰開始，日軍分3路前進[13]:666。
9月底，日軍主力第106師團孤軍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縣萬家嶺地區，國軍第九战区部隊由薛岳指挥下屬10萬將士，在南浔铁路战场與日軍約28,200人激戰13晝夜，殲敵1.4萬，日軍前所未遇重挫[69]。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106师团几近覆灭，是武漢会战中取得的最大胜利。10月12日，日軍4萬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佔领广州[13]:666。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面抗戰和單純防禦之戰略方針，致使中國大片土地相繼淪陷[71]:472。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併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41]。尤其是武漢失守以後，抗日力量嚴重削弱[71]:472。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1月）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衛（左三）、張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東亞會議
分而治之
1937年，「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41]。1938年3月2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心腹梁鴻志任「行政院長」之「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1]，并与日本订立条约[72]:21。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併，在張家口成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41]。1940年3月29日，汪精衛政權成立於南京，汪精衛自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長，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39]:15；陳公博、周佛海等分據要津，「維新政府」取消，北平「臨時政府」改名「華北政務委員會」，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權力所及[13]:679。
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分化中國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日本於1937年12月22日向中國提出更苛刻「和談」條件，並聲稱「蔣介石須在規定的時期內派遣和平談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點」[73]，蔣乃中止與日本談判[74]:1473。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如中國現中央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後帝國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手，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與此政權簽訂調整兩國邦交關係的協定，協助新生的中國的建設。對於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採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或使它歸併於新的中央政權。」[75]:385-386。1月16日[39]:13，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通過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公然宣佈「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76]:386，而與各省政府主席簽訂和約[13]:676。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維護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的聲明〉，嚴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77]。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39]:14。
1938年1月，孔祥熙繼蔣為行政院長，3月，蔣任中國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汪難免有不快之處[13]:677。12月29日，汪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請依近衛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3點，與日本恢復和平[13]: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國民政府下令嚴緝民族叛徒[13]:677。3月，汪在河內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國獨立生存之要道，急於自立政府[13]:678。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參與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聖竟逃往香港，將全文披露，證明汪之賣國證據，日、汪大感狼狽[13]:678。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39]:15。1940年3月26日，汪精衛偽組織在南京成立[51]:41。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72]:132。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51]:41。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78]:4681-4682。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79]:8-9。4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聲援兩國條約，并重申日蘇兩國條約並未變更中國領土權，反而確保了兩地的安全[80]。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及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65]:757-758。
深入内陆
1940年日軍佔領區
1945年日本佔領區（紅色）及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紅條）
1939年後，日本空軍對中國後方轟炸遠及於西北蘭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慶為主要目標[13]:686-687。總計日軍對西南大後方，投彈60,174枚；重慶受創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81]:32。此一年之內，總計各地被空襲2,600餘次，人民死者28,000餘，傷31,000餘，房屋被毁138,000餘間[13]:687。
日本為鞏固已有據點，維護水陸運輸線，擴大佔領區，嚴密封鎖中國對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發動攻勢[13]:686。日軍仍以長江一線逐步朝內陸攻擊，希望藉由殲滅四川省周邊省分的戰區兵力，逼使重慶國民政府投降。重要戰役，一為兩次贛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軍約50,000人，進犯南昌，國軍約20萬迎擊，一週後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軍約4萬，國軍倍之，激戰於南昌以西地區，為時2週，日軍頗有損失[13]:686。二為兩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國軍在各戰區反攻，5月，武漢日軍5萬分路進攻，為10餘萬國軍所遏阻，成相持之勢；1940年5月，日軍再度進犯，兵力約增加一倍，中國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6月日軍佔領宜昌，截斷四川、湖南間水運[13]:686。三為兩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軍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下令縱火，長沙全市幾化為灰燼，1939年9月日軍10萬來攻，10天後為國軍20餘萬拒退，為第一次長沙大捷；1941年9月，日軍第二次來攻，4天後退卻，此為第二次長沙之捷[13]:686。日軍將攻勢矛頭朝湖南省第九戰區轉移，第九戰區成功擋下日軍攻勢，並在當地與日軍持續對峙。
1939年2月10日，日軍佔領海南島[51]:39；6月发动潮汕戰鬥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陸欽州灣；兵力約5萬人，西趨廣西，襲陷省城南寧，完全斷絕中國與法屬印度支那間之交通[13]:686。日軍相繼攻佔廣西省重鎮南寧、賓陽，但桂系並未妥協。12月，國軍16萬於南寧東北发动崑崙關戰役大舉反攻，歷時2月最终守住崑崙關[13]:686。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時，時任陸軍次官的阿南惟幾在省部聯合會議上發言表示，已經有數十萬名日軍陣亡於中國戰場(病死與意外身亡者應不含在內)[82]。
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1939年7月，決定南進，為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13]:684。1940年，日軍出兵侵入越南，威脅英荷南洋帝國[24]:257。6月，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停止滇越鐵路為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之交通線全斷[13]:684。7月，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竟封鎖中國唯一國際邊道滇緬公路，使中國作戰物資之出口完全斷絕[24]:257。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3個月後，始行重開[13]:684。自此中國深感財政困難，通貨膨脹不已，軍民生活日益艱苦，直到1944年秋間，實為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24]:257。9月，六萬日軍登陸安南北部進攻滇桂[51]:41。而日軍同樣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如東條英機在1941年10月14日的發言當中，就承認日軍已經有數十萬人在華作戰陣亡(應不含病死與意外身亡人數)[83][84]。另根據日本戰後研究，1937年侵華日軍至少有5.1萬人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1938年侵華日軍則至少有8.9萬人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1939年侵華日軍則至少有8.2萬人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1940年侵華日軍則至少有4.2萬人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1941年侵華日軍則至少有4.1萬人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85]。
敵後戰場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光復娘子關，高舉中國國旗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分别是第一戰區、第二戰區、第三戰區、第四戰區、第五戰區、第六戰區、第七戰區、第八戰區、第九戰區、第十戰區、魯蘇戰區和冀察戰區[86]:409-410，並組建中國抗日游擊挺進軍縱隊，是為國軍正規軍游擊兵，由每個中國戰區的游擊總指揮部所管轄，與忠義救國軍、義勇軍及其他地方抗日武裝相互合作協助抗戰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游擊作戰。
此時新四軍是獨立狀態，潘漢年奉新四軍饒漱石命令在五面間諜袁殊引荐下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面，岩井要求日本、東南局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專門搜集重慶、英美和八路軍情報的單位）在香港搜集關於英美國軍的資料。[87]:96-113，於是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潘漢年控制下的香港地下黨在日軍協助下安然無恙的前往上海獲得特別通行證並撤离。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汪政府的影佐禎昭會面。[88]1940年在經過饒漱石同意之下潘漢年與李士群取得聯繫，開始與新四軍展開交流合作[89]。1941年潘漢年住進李士群的私人寓所[90]，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殺國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組織（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及全殲由八路軍控制的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戴笠：「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我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91]。」陳恭澍對李士群與中共聯手感到痛心：「七十六號（汪政府下以李士群為首的組織）」是殺人不眨眼的，他們是一夥漢奸、強盜、流氓及共黨份字組成的罪惡集團，以往人們以為「七十六號」只是一個罪惡的淵藪而已，但很少人瞭解，它還在暗中掩護共產黨地下活動，並協助共黨份子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92]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新四軍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和八路軍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和八路軍的力量」[93][94]。1943年6月25日，陳布雷呈給國民政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實際上其為饒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與日軍及汪精衛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95][96][97][98]。
国共摩擦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勢晋系阎锡山爆發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佈起義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勢擔任主力的第二戰區處於混亂[13]:682[65]:389。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經太行山至河北向日軍發動攻勢，八路军在距離日軍50英里外的情況下發動抗擊由日軍控制的朱怀冰、石友三的6萬國軍，八路军取得上风[65]:390[99]。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65]:388。1940年10月，蘇北地區的中國共產黨新四軍与當地駐紮的國民革命軍发生黃橋戰役，一舉击溃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屬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65]:391。1941年1月4日至12日，在八路軍情報幫助下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圍（皖南事變），軍長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13]:682。八路軍趁此機會開始控制新四軍並向國民政府要求恢復該軍番號[13]:682，最後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65]:400。
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1月－1945年9月）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鄂西會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发。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100]。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的戰略重心也從中國轉变为美國。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101]
中緬印戰區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39]:362，并防止中国对东南亚战事的介入，轉而出兵缅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15]:45，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為各自潰退慘劇，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15]:46-49。
这次战斗中，國軍第二百師師長戴安澜戰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餘人安全撤离，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新三十八師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與中國全面抗戰之戰略觀念不同[36]:131。遂公開反抗蔣之命令[36]:131。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換杜聿明軍長不獲中國政府同意，乃不經預告，於二日後將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隊轟炸機，全部調埃及助英軍作戰[36]:131。其後史氏曾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美商業組織之中國航空公司兩架運輸機轉交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500架飛機之作戰計劃，反對美軍1000桶飛機汽油之借用[36]:131。史氏甚至要求擔任中國三軍統帥，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為中國朝野所不滿[36]:131。
中国内陆戰區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間，中國軍隊與日軍在第九戰區有過4次大規模會戰，日軍先後出動66萬人次、共傷亡10.7萬人，國軍出動100多萬人次、共傷亡13萬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長沙會戰，激戰月餘，日軍才攻陷長沙[69]。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65]:338。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65]:345。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由薛岳領導國軍力戰日軍，最终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5]:99。
1940年起，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货鴉片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102]:461-483[103]。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於9月4日在重慶以呈國務卿1541號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蘇得邦談話：「在山西共產黨地區種植鴉片所得之金錢，用以墊支共產黨的歲收，維持共產黨發行的貨幣，和購日本佔領區的商品……大部分鴉片似乎是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出售或易貨」[104]。中共以晉北及陝北鴉片栽種區域最廣，並以武裝部隊護送[105][106]:41-117[107]，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108]:79-80，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109]:1452-1455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15]:99-111。
战事逆转
開羅會議期間蔣中正、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合照，于1943年11月25日
1943年11月2日 - 12月20日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發表新聞公報《开罗宣言》，要求战後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5]: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戰鬥一直持續至12月20日，日軍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後撤退[15]:120-130。
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日本于1944年4月發起豫中会战，击溃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39]:841。第十軍軍長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39]:848。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39]:1032-1033。
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搶通中印公路[15]:551-555。1945年1月，中緬國軍會師南坎[51]:46。中印公路首次通車，蔣決定命名為「史迪威公路」，自茲由印度運入作戰物資，得以暢通，印度輸油管亦接通至昆明[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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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39]:1034。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15]:559；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湘西會戰」從1945年4月9日起，止於6月7日，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會戰；日軍為爭奪芷江空軍基地，共投入5個師團10萬兵力，國軍由何應欽親自指揮9個軍26個師18萬兵力，戰線長達200餘公里[69]。戰場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戰又稱「芷江攻略戰」[110]。日軍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39]:1035。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人，戰線長達200公里[110]。國軍在會戰主力王耀武指揮下，取得雪峰山大捷，會戰以日軍戰敗而結束，殲敵3萬餘人[69]。在湖南戰場上中國軍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奮戰，激起中華民族戰勝日軍之信心和勇氣，日軍自此逐步收縮戰線[110]。湘西會戰之勝利，標誌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禦轉入反攻階段[69]。
1945年4月，中国军队乘勝追擊，反攻廣西桂林、柳州，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國軍反攻，收復桂林[51]:46。策定反攻廣州計劃，完成一切部署，陸軍總司令部推進桂林[51]:46。8月，美國第十航空隊調增中國[51]:46。
疆獨崛起
1944年9月，蘇聯駐伊寧縣領事公開支持肯定「伊寧解放組織」，隨後該組織在迪化市、阿山、塔城縣、阿克蘇等地建立分支機構，為之後的三區革命創造了有利的基礎[111]。9月2日，盛世才任命預備第7師杜德孚指揮權。
11月7日，東突解放組織特別選在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動大暴動「伊寧起義」[112]:140-146。11月8日，穿著哈薩克共和國軍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輛馬車，車上架有機槍封鎖伊寧城北司令部橋頭，阻止國民革命軍增援[113]。11月12日，暴動者在封鎖伊寧市區後，開始針對漢族屠殺[114]。11月12日， 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譽之為三区革命，中華民國稱為「叛亂」），在伊犁、塔城、阿爾泰三个地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說：
| “ | 醒來吧！醒來的時代到了。真主是我們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們的聖人，伊斯蘭是我們的宗教，東突厥斯坦是我們的祖國。……按真主‘給暴虐以懲罰’的意志，我們相信真主無疑的諾言。我們伊犁人民團結起來，用棍棒鐵鎚起來反對橫暴的政權而起義了，短時間內把漢人政權推翻後建立我們的伊斯蘭政府。漢族血腥壓迫的旗幟將被我們踏在腳下成灰燼。我們舉起祖先留下來具有宗教意義的月芽、星星標誌……所謂‘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謬論，製造假歷史的騙子們，應該聽清楚，永遠記住以下事實：他們不要忘了，東突厥斯坦英雄的兒女們曾用棍棒攻擊他們，漢族忍受不了這種打擊。中國的官吏和帝王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權，建築了三千五百公里萬里長城，像害怕鷹的兔子一樣跑到長城裡面。這些事實雖然被漢族政府歷史學家所隱瞞，但全世界歷史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太陽是不能被衣襟遮蓋住的。……[115] | ” |
1944年11月13日，國軍預備第七師參謀長自伊寧向外發電報求援，國軍支援往伊寧方向進攻到達二台，國民政府專案公署劉秉德遭殺害。15日，抗日戰爭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任命李禹祥率第7預備師、新編第45師，展開進攻果子溝的戰役。國軍殘留在伊寧最後據點艾林巴克飛機場、鬼王廟、北大營遭受蘇聯動用大炮猛轟兩三個月，國軍發生餓死的情況。11月22日，國軍杜德孚趕往伊寧，並調集精河一帶部隊增援。12月朱紹良向伊犁河谷增援第二十九集團軍李鐵軍、第45師謝義鋒均遭敵軍合圍全軍覆沒。
1945年，國軍在伊寧守軍受到暴民猛攻，單1月1日早晨即遭到四千發砲彈、萬餘枚12公分迫擊炮攻擊。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華民國而独立，和国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總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116]。1月31日，伊寧艾林巴克國軍殘部與漢族居民約四千人企圖突圍，在路途中遭全數消滅（杜德孚自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佔領伊犁全境。4月，曹達諾夫·扎義爾成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軍政治部部長，在事後肯定蘇聯動員部隊參與伊寧起義的貢獻[117]。7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進入全面反攻階段，勢如破竹佔領托里縣、額敏縣、塔城縣。8月15日，中苏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中國共产党與新疆內部事務交換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此条件，将東突厥斯坦的领导人，从苏联潜回的艾力汗·吐列秘密解回苏联，但是对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和中國共产党的援助依然源源不断。8、9月，在蘇聯協助下攻佔哈巴河縣、布爾津縣、承化縣、拜城、阿克蘇舊城、庫爾干均納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版圖。共擊潰國軍12個團2個營，俘虜前線最高指揮官郭岐、師長宛凌云在內的國軍6000多名政府官兵，確立伊犁、塔城、阿山全境為統治區。9月，國軍新編第46師徐汝誠到達迪化前線，第八戰區副司令郭寄嶠進入新疆[118]。9月13日，國府吳忠信、朱紹良、郭寄嶠分析情勢：「三區叛亂軍已推進到瑪納斯河，距迪化僅兩日路程，目前屯兵瑪納斯西，有向迪化進攻之勢。現守迪化之軍隊僅六營，援軍由青海或蘭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達[119]。」
暴動期間中國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東北日報》、《邊疆服務》等報刊則對國民政府壓迫新疆少數民族、殘酷剝削政策進行報導，並聯合中共中央共同聲援伊寧事變的民族起義[120]。新疆暴亂的革命者（如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農阿吉）自稱「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軍」或「11月革命」[121]。中共1950年以前稱新疆暴動者為「伊犁當局」、「伊塔阿三區」，在伊寧事變領導者「空難死亡」後改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三區革命」[122][123]
日本投降
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的日本代表
1945年7月26日，中國蔣委員長（未被邀請與會）、美國總統杜魯門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发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諜，促其宣佈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國巨大之陸海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滅[24]:225。三国予以日本“最後之打击”[124]。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日本始終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毁滅日本；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關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125]。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彈[39]:1245、1250。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126][39]:1256。下午7時50分，日本政府請降書，已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日本願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為日本元首[24]:227。晚上8時許，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經中央通訊社收獲，發佈號外，「頃刻震動全市，街頭人山人海，遍處歡呼吶喊……超過十萬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前歡呼，向蔣主席致敬……」[127]:668-669同日，在延安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大反攻第一號命令[128]，令山西、河北、山東、綏遠軍隊進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配合蘇聯及外蒙軍作戰，亦即搶先進入東北[13]:720。同時，由於美國原子彈攻擊與蘇聯軍隊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到中國抗日戰爭即將終結。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國國民黨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8月13日，毛澤東對幹部演說[13]:720。中国共产党則接收經營多時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於敌後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對敵的之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區之困难。8月14日，朱德、彭德懷電陳蔣，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8月10日給予該軍駐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日軍投降，受降地點及代表指定：一、華北在阜平地區，由聶榮臻負責；二、華東在天長地區，由陳毅負責；三、鄂豫兩省，在大別山地區，由李先念負責；四、廣東在東莞地區，由曾生負責[129]:404。
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24]: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51]:46-47[39]:1280。8月15日15时，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向中国共产党投降[36]:147。朱德另電岡村寧次，命令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廣東）中共將領投降[13]:721。最終日軍拒絕朱德的要求，同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8月16日，日本大本營向全體陸海軍發佈命令，停止戰鬥行動[15]。於1944年接替汪精衛擔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之陳公博，宣布解散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宣告滅亡[41]。
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盟國遂委任麥克阿瑟將軍為盟軍最高統帥，接受所有日本皇軍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註 25]，並負責主持佔領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團由首席代表河邊虎四郎參謀總長率領，於8月19日乘飛機至馬尼拉，簽訂投降條件[24]:234。國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一般命令第一號》所劃分之受降範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台灣以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全面投降[24]:234。8月16日，蔣中正致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做出相关指示。8月17日下午5時32分，岡村寧次覆電表示服從指示[24]:234-235。
在雅爾達會議中，蘇聯獲得同盟國主要國家允諾具有旅順、大連等港阜之控制權，因此日軍宣布投降並不代表蘇聯攻勢劃下中止。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諾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軍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執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鑒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30]8月9日，蘇軍佔領德王府，8月23日，八路軍攻克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宣告結束[41]。直到1945年8月23日，苏军開入旅顺港完成攻勢目標後，中國戰場的組織性大規模戰爭甫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13]:715，中國派徐永昌參加簽字見證[51]:47。9月8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南京，9月9日上午9時，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24]:237。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八年中日戰爭告終[13]:715。對中華民國來講，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131]:218-222。
8月，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長官[51]:47。10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奉麥帥下達之命令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並接管台灣[132][133]。10月25日，駐臺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完成受降儀式[134]，隨後陳儀發表廣播宣告恢復對臺灣、澎湖列島之主權[135]。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華民國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其中也导致形成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争议。
参战方
国军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国民政府對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國共內戰，同时避免對日衝突擴大。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軍大幅擴編。至1945年，國軍共有120個軍、354個師，此外尚有獨立旅、獨立團等。據統計，八年抗戰中，國軍中陸軍傷亡將士三百萬人以上，當中將級軍官陣亡已超過二百名，中下級軍官更大幅傷亡。此外，抗戰期間國軍亦首次離開中國，組成中國遠征軍，到緬甸與印度的英軍共同作戰，且亦屢有勝果。重庆国民政府以中国西南地区為大後方抵抗，利用本身廣大的中國疆域減抵日軍的攻勢，也取得同盟國部分支援，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東北義勇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初期以舊軍隊為基礎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人數最多時曾達五十萬人，但在日軍強大兵力的進攻下，缺乏統一領導而又成分複雜的義勇軍，於1933年即大部陷於瓦解。一部退入關內，一部分由中共領導组成東北抗日聯軍，繼續堅持鬥爭。
八路军、新四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36]。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137]:59-61。
华侨
華人華僑在中国抗日戰爭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國抗战捐款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138][139]:339。
美国援華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給「飞虎队」飛行員的識別「血幅」（上），以及繪有「飛虎」圖案的美籍志願大隊徽章（下）
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國不願捲入中日戰爭；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禁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140]。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直到戰爭進行17個月，即1938年12月，中國方行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13]:669。還有2,000万美元锡贷款。外交人員幾經努力，1942之前美國對華提供1.7億美元貸款[140]。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於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日本石油和钢铁来源断绝，冒险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後，美國開始全力援華，1942年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助，並根據《租借法案》向對華租借大量軍事物資，包括「駝峰空運」[140]。美國以租借法案名義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世界各國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
美國派員到中國參戰，包括「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和第20轟炸機隊，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140]。飛虎隊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因為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而未見過鯊魚之昆明市民稱作「飛老虎」而得名[141]。1937年初，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獲聘為中國空軍顧問；1941年4月，蘇聯撤走航空志願隊，陳納德遂成立以美國機師組成之美國志願航空隊，從租借法案爭取到約100架戰機，並在美國招募約100名後備役軍機機師及200名地勤人員。[141]志願隊員月薪750美元，擊落日機1架，給奬金500美元[13]:685。
1942年6月，根據《中美租借協定》規定，國府分別派遣中國空軍機師赴印度和美國受訓；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隸屬於美國第14航空隊指揮[142]。
1942年1月，日軍大舉進攻緬甸，5月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對外交通線滇緬公路；6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中國正式成為「租借協定」受援國[143]。4月，中美決定開闢「駝峰航線」，為中國抗日戰爭及美國在亞洲戰場補給油桶、彈藥、藥品、食品和黃金等物資；美國空軍第10航空隊和中國航空公司共同承擔「駝峰」空運任務，其中以美國空運為主[143]。1942年末，日軍占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缅公路封閉。駝峰航線上600多架運輸機幾乎全天候運轉[143]。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從喜马拉雅山脉東側（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飛往中國，至二戰結束，中美兩國至少642架飛機失事或失蹤，1,382名機組人員犧牲；向中国運送物資65万吨，佔外援物资總量八成[143]。驼峰航线不僅地形險峻複雜，气候堪稱世界上最恶劣，天氣制約著空运數量；經常有暴風雨、湍流猛烈、橫風每小時160至240公里，結冰嚴重[143]。有時氣候急變影響飛行，使貨物甩出飛；結冰把機翼壓變形，令飛急降數千英尺[144]。數據顯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物資81%是透過「駝峰」空運，西起印度阿薩姆邦，向東橫跨喜瑪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麗江白沙機場，進入中國雲南和四川，總航程約800公里[143]。航線經過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於當年飛機設備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機員需要極大耐力[143]。
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中國之援助，空軍方面獲得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燃油，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24]: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計，中國在抗戰中所獲美援總額達16.02億美元，是所有國家中對華援助最多[140]。
苏联援华
随着纳粹德国崛起，苏联希望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东欧而不是远东。因此，苏联希望援助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来牵制日军，从而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1937年4月，國共和解已成，蘇聯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13]:669。8月21日，苏联同中華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40]，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聯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聯允3個至6個月內，實行參戰[13]:669。
苏联對華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國，並先後分別對華贷款3筆，共計2.5亿美元[140]，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主要来源。據統計，抗戰開始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購買飛機904架（包括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16輛、自動牽引車602輛、各種火砲1140門、機槍9720挺、步槍6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 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砲彈187萬多發[145]:486-491。
1937年9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开始进入谈判阶段。不久，朱可夫率蘇聯顧問團到中國[13]:669。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大批苏联飞机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協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員[146]。在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捷克至兰州的公路上，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汽车累计5260辆，运行总里程1850万公里，苏联运输人员先后达4000多人。为确保抗日军火物资的西北大通道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嫡系部队进驻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驱逐了盘踞河西走廊的青海省地方军阀马步芳的军政势力。
1937年11月，蘇聯給予中國以5,000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聯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13]:669。1937年11月援华陆军装备开始发货，其中坦克82辆。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损失了大量装备，根据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回忆，国民革命军抗战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损失了六十个师的装备。1937年11月蒋介石嘱咐对苏谈判代表杨杰将军向苏联提出采购20个师装备。其中每师装备8门115mm榴弹炮、16门三七战防炮、16门步兵炮等。经过中苏两国反复协商，定为由苏联提供20个师的装备，其中，每个师装备76.2毫米M1902/30野战炮8门，4门115毫米榴弹炮（一战时英国援助沙俄的QF 4.5吋榴弹炮）。这些装备分别通过香港、九广铁路、粤汉铁路运抵衡阳，以及滇越铁路运抵昆明。
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
1938年1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蘇同盟不成，蘇聯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13]:669。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46]。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先後來華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華犧牲；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毁日機1,049架[140]。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1940年为使用苏联第三笔贷款，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需求清单展开谈判，确定了的购买清单里没有山炮，变成了200门76.2野炮，200辆装甲拖车，1941年交货后装备炮兵七个团。
苏联继1939年与納粹德國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後，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簽訂，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140]。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後，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國民政府對於蘇日中立條約表達了嚴厲的批評，中國共產黨則發動輿論，全面支持蘇聯與日本的中立合約，並認為雙方相互尊重對華領土主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147]。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2000年之后，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148]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則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苏1945年2月在雅爾達會議中劃分战後在华利益，中国政府並不知情。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而中國方面在1945年6月由繼任杜魯門總統於接獲賀浦金斯報告後，於6月9日在白宮會同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約晤宋子文舉行商談方才得知，而美方則對中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由施壓，要求對俄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向滿洲東、西及北三個方向，發動八月風暴攻勢，一個星期以後，從日本手中奪取了中國東北地區（當時滿洲國）與內蒙古。由於此時的中國新疆與外蒙古早已被蘇聯軍隊入侵佔領，並干涉其內政 ( 補充說明 : 1930年代和1940年代，蘇聯多次試圖吞併新疆地區，將其改為「東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並積極尋找在新疆的代理人；1921年5月蘇俄軍隊開進外蒙古，與蒙古人民革命黨軍一道於7月6日進入庫倫，擊敗了恩琴的白俄軍隊，同年也將中國軍隊逐出外蒙古。此後，蘇聯將唐努烏梁海改組為獨立的唐努-圖瓦人民共和國；1944年直接併入蘇聯，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個自治共和國。) 迫使1945年8月14日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王世杰只好勉強和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直到1945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才出兵中國東北；但中國卻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許蘇聯在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權益，整個東北工業設備被蘇軍洗劫一空，損失20億美元慘重代價[140]。
中德軍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中國德械師士兵
中國空軍的霍克II戰鬥機
中德軍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開，中國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隊等專業化部隊[149]。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開始時，中央軍是由德国軍事顧問訓練，其中最精銳部清一色是德式裝備；國軍從武器到兵工廠幾乎全部來自德國，甚至連防禦計劃也是德軍顧問制定[149]。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德國協助中國整訓30萬精銳部隊，並出售大量軍火物資；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特別是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不但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149]。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德國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調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50]。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149]。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將正式承認「滿洲國」；4月德国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军事顾问，隨後更召回駐華大使[149]。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149]。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英勇智謀，亦再三贊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装备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能抵抗十週[13]:664。
英国援華（1941年－1945年）
英國在19世纪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抗戰初期中國多次向英國求助都被拒，蔣甚至親自向英國大使卡爾表示，中國政府可以提供20萬人替英國保衛香港，依舊被英國拒絕[140]。
1938年10月，中國華南、華中相繼失守，英國在華勢力範圍基本為日本控制，英國開始援華；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對華提供財政援助貨款共1,550萬英鎊，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後提供[140]。英国对中國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國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國對華軍援微乎其微[140]。
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隊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大日本帝国海军部分军队。日本占领中國本土大片精華地帶，並继续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傀儡政权。
皇協軍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為為解決前綫作戰兵力不足的現象，招募當地人民來負責佔領區治安。根據日本佔領區的傀儡政權的管轄範圍，設立如“南京和平建國軍”、“華北治安軍”等，各佔領區政權沒有干預其他政權轄下偽軍活動的權利，但日本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地區的偽軍。
1938年時，皇協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万8千人，隨著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華皇協軍數量急劇上昇至14万5千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龐炳勛、孫殿英兩人聯名通電投日，所率領的軍隊數量為龐大。對於東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151]。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協軍40万余人[152]。
战争結束
戰後影响
战後统计
重慶大轟炸中的受難者
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153]:32，按1945年货币折算，約為6,500亿美元。中國平民約有900万死於戰火，另有800万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為難民。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54]。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30]:8287。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数由1927－1937年间大约350－360万降至1937－1945年期间的约310多万。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
（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 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 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 12,784,974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國方统计
中国抗日战争時任國軍參謀總長之何應欽在《開戰之前敵我兵力比較》中，對比「七七事變」中日軍力，開戰之初，日本兵員總數為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後備役兵、預備役兵為戰鬥兵，數量199.7萬人，補充兵人数248.2万[155]。协助日军的中国“偽軍”最多时超过100万（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210万）。[來源請求]陸軍常備師團17個，海軍艦艇190萬噸位，空軍飛機2,700多架[155]。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後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700,000人[156]。（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國抗日戰爭中開始之初，國軍陸軍現役兵170多萬，補充兵約50萬；海軍艦艇11萬噸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軍僅有戰機305架，各式飛機加起來共600架[155]；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門，其中重炮只有48門[157]。中國國軍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1937年，中國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年產量為零；而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設備能力為年產3萬輛）[157]。據台北中央日報社出版《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122頁載：中國國民政府领导下的國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158]: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國軍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59]:243[160]。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損失戰機2468架[161]:36-37[24]:253[160]。據日本統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總兵力212萬人，中國派遣軍有62萬人；到日本投降，日軍總兵力約700萬人，中國派遣軍有105萬人[162]:222。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阵亡177萬9774人[24]:253。根據日本統計，日本軍在整個二戰死亡約185萬至186萬人，其中中國戰場死亡約40萬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蘇軍打死關東軍約8萬多人，太平洋戰爭南方軍約死亡125萬人[162]:221-222。至於1983年讀賣新聞社所出版的《戰爭：中國侵略》所給出的數據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為止，總共有七十多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7]。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4,880億美元[13]: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63]:114。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64]:120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65]:118据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後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166]: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67]:242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不過日軍官方戰報同樣往往也偏離事實極遠，其"大本營發表"的內容都是經過軍部言論統制機關加工的，此詞語在日本現在已成為"說謊"的代名词[168]。例如棗宜會戰日軍資料聲稱僅傷亡一萬一千多人，然而根據日軍內部極機密檔案統計，1940年5月與6月的中國派遣軍死傷多達四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應該傷亡於棗宜會戰[169]。又如在日本陸軍高層的報告當中，日本第21軍在1939年4月所發動的四月作戰僅陣亡14名，受傷39名[170]。然第21軍所送交的戰時旬報當中，就自承僅參戰的第104師團至4月20日就陣亡105人，受傷253人。而另一參戰的第18師團則僅在4月15~20日就陣亡36人，受傷142人[171]。然四月作戰在4月28日才告終止[170]，由此可見日軍實際傷亡遠遠超出陸軍高層之報告。除此之外，華北方面軍於戰果報告中提出該方面軍於1941年僅陣亡2,352人，受傷5,001人[172]，然根據華北方面軍戰時月報，該方面軍於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間可確認之作戰傷亡共計為陣亡4,599人，傷重不治264人，受傷10,338人[173]，可見華北方面軍戰果報告將其傷亡數字縮水不下於一半。
共方统计
中国共产党領導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以及其他抗日组织，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174]。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頭[175][176]。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177]。2015年7月1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成果作介紹[177]。李忠杰稱，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各國傷亡人數總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177]。
战后审判
战後，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78]（當時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79]:147。战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180]。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處第一名日本戰犯野間賢之助死刑[30]:8295。1948年4月20日，中國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對法庭表示：中國政府要求對凡在對華戰爭中發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戰犯，予以「嚴厲與公正」之處罰，這種處罰並非在報復，而實在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30]:8578。12月23日，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30]:8759。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2月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和漢奸進行審判。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1945年10月3日，南京軍事法庭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81]。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南京大屠殺主謀、華南派遣軍司令官，中將軍銜）死刑；判決書宣布：「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壽夫部駐京之期間。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寳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及焚屍滅迹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30]:8308，4月26日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殺日本主犯之一田中軍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30]:8357。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2]。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24]:258。12月22日，經過多方求證之後，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83]。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84]。1月31日，南京政府遵從東京麥克阿瑟命令，將日本侵華戰犯260名連同岡村寧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東京[30]:8798。
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85][186]。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
1951年，美國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華民國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会的结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舊金山和約》，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87]。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约）。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聲明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權。[188]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189]:153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學者认为中日和约並沒有指明台灣主權歸屬於任何特定國家（参見臺海現狀與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学者則认为中日和約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主權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而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債權之內的財產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90]。然而在《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中，日本只聲明「放棄」臺灣、澎湖，没有聲明將臺灣、澎湖的主權轉移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臺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时，日本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廢止中日和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来援助中國發展。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两国代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9年開始，日本對华ODA贷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91]，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更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並接管在馬關條約中割让给日本的台灣、澎湖，台灣地位未定論者认为台灣、澎湖的主權地位問題存在争议。苏联则以战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及出兵消灭东北日军为条件，换取了中華民國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中东铁路和旅顺港使用权，后归还中国。
國際關係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萬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隊，减少美國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192]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19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重要。中國抗日的貢獻也使中國成為五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194][195]
中国方面
抗日战争對中國影響很大[196][197]。隨著中国領土被日本佔領，中國金融、軍事、教育、工業、人口等都有很大改變[198]
經濟損失
1947年6月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損失統計，中國抗戰直接損失達310億美元[30]:8367。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
人口及難民
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199]:114。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其中有的隨國民政府遷都而調整與移動[200]，也有的不願转移而被日本佔領[201]。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202]
國共軍事
经历八年抗战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03]:12猛增至约127万人[204]，另有268万民兵[205]。“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06]。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07]:89增加到524万陆军[208]，海空军另计。抗战结束後，国军改编150万日、“伪”军，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工业城市、铁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内战初期武器装备也优于中国共产党军队但是戰後則情勢大變。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209]。國民革命軍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長江沿岸，從而影響后來到國軍敗於中國共產黨[210]:169-170。
抗日战争中最具轉折點的是日軍一號作戰，該次作戰可以看做日軍集結了大陸上所有殘存力量進行一次數千公里大衝鋒，取得戰術勝利。但由於日軍兵力較少、戰線拉長，導致華北日軍兵力空虛。共軍在即早獲知情報[211]的同時也發動全方面反攻，八路軍各軍區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共軍晉察冀軍區部隊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收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軍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中共佔領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而山東軍區共軍則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鋪陳了後續山东军区1945年对日大反攻。此外，华中解放区和华南解放区亦收復大片國土。[212]。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更是在1945年8月抵達廣東省北部地區，开辟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213]這些巨大戰果使得中共獲得巨大無形戰略利益，並與國軍同一時期的大舉敗象醜態和軍閥爭相搜刮逃命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導致廣大南方富裕區的人民眼中，國民黨形象盡毀，其持有美式裝備天下無敵的概念開始在群眾心中破滅，甚至美國都開始有態度轉變。與此同時，由於中共廣泛佔據了華北地區，導致國共在日後對東北的爭奪中，共軍佔盡優勢，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此後國共內戰的戰局。
在國共內戰后的兩岸武力對峙時期，隨著中国共产党擊敗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較少提及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而多強調中共在敵後作戰的戰績，並將共軍的地位形容為“中流砥柱”，并在各个宣传途径上斥責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國軍後人、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堅持抗日是主流，過份強調支流，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大業沒有好處。」[214]隨著兩岸關係的回暖，中國大陸對於抗戰的歷史認知也有很大改變，官方也開始提及和讚賞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貢獻。
| “ |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 | ” |
—— 2005年，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15] | ||
而中华民国方面，对抗战研究有戒严时期的一党制的单一研究发展到戒严后及民主化呈现多样性，对抗日战争观点亦是多样化。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與台灣學生交流中，聽到「我們台灣，你們中國」之說法[216]。
蔣介石於1950年6月11日在圓山軍官團演講時提到，
| “ | 「在抗戰以前，不論什麼事，我們總是平心靜氣，忍辱負重的和他們交涉，想法使他們能夠瞭解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決不能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否則只有同歸於盡。後來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公開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到了七七又發動盧溝橋事變，我們迫不得已，才起來全面抗戰。但是我們抗戰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戰爭結束，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做一個親善的兄弟之邦，真正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最後我們抗戰勝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條件那一天，我立即發表文告，聲明今後中國對日本決不報復，以後一切處理，都一本寬大原則予以優待；這就是要貫徹我們抗戰的初衷，實現 總理的外交政策。經過我們這一次抗戰之後，大部份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國真是他們一個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識之士，更深切瞭解，亞洲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決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只要日本軍民真正覺悟到這一點，中日之間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同時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如果亞洲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日本經過八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了，我們雖然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因為蘇俄指使共匪作亂，到如今也是徹底失敗了。這兩個國家現狀，實在都等於亡國，過去所謂「同歸於盡」的話，不幸而中了。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國，中國亦不可敵視日本，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至此 總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實行的可能了。 ……我這一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擔任我們軍事訓練。這些日本教官自到臺灣以來，對我們各方面的貢獻，十分誠摯，他們都知道中國今日的災禍，無異是日本的災禍，復興中國的工作，就是復興日本的工作，所以他們在這裏擔任教官，和在日本訓練他本國學生一樣的精誠，因此我們腦筋裏再不可留有過去的敵意，更不能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以為他們是打敗仗的，不值得我們的尊重。我們要反省在抗戰中我們究竟憑什麼來打敗日本？老實說我們抗戰的勝利，一半是靠著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著友邦美國的援助，纔有此徼倖的勝利。難道日本真是被我們打敗的麼？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樣存亡危急，到處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時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險來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誠，來幫助我們反共抗俄，教授我們作戰的精神技術，以及其他各國所不能學得的學問，願與我們共患難、同甘苦、同仇敵愾、同舟共濟，那我們更應該特別優禮他們，尊敬他們。…… | ” |
—— 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 | ||
中华民国政府也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 “ |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 ” |
史學研究
西方现代史历史研究曾因冷战和意识形态，加上中共建政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國家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忽视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之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西方学者開始重视中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美國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作者布賴恩·克羅澤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他認蔣以大撤退爭取時間之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但政治後果卻對蔣長遠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國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英雄主義氣概[217]:6。
日本方面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24]:244。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只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24]:244-245。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24]:245。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24]:245。中國為遺返日軍及日僑，曾調配船舶30萬噸[218]:169。中國政府緊縮一般交通，為日軍及日僑動員火車輪船[219]: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蘆島遣返日僑合共158批，計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計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20]。
儘管日軍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致使日軍順利獲得遺返[221]:201。日軍及日僑從中國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礙日本鐵路運輸[222]:169。中國也曾給日軍及日僑增配火車[223]:169。
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30]:8260。2月4日，中國向日本追還善本古籍首批10箱運返，尚有108箱待運[30]:8280。
2月24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授權麥克阿瑟將已指定之日本工業設備，先行分配30%與中國及菲律賓，作為初步賠償，由日本負擔所有拆卸、搬運費用；中國及菲律賓則負擔運輸船隻及其他費用。2月25日，中國、美國、蘇聯等國商討日本賠償問題[30]:8295。
3月7日，日本賠償物資約達1000萬噸，中國可獲得30%[30]:8305。4月3日，美國政府發言人宣稱：美國政府已訓令麥克阿瑟於短期內依照臨時計劃，提前將30%日本賠償品給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與馬來聯邦各國，中國可得15%[30]:8327-8328。
4月5日，據《大公報》南京電：美國政府授權麥克阿瑟以日本賠償物資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國應得之5%，將達130餘萬噸；駐日盟軍總部已將65家機器廠及12家火力發電廠之名單公佈，為先行拆遷之賠償物資之一部分，供中國、美國、荷蘭、菲律賓之選擇。中國之運輸計劃已擬就，第一批賠償物資將分兩次運回，所需費用將達8,000餘億元；須俟遠東賠委員會之通知到達，即可派員前往拆運[30]:8329。4月7日，中國海軍總部副參謀長高如峰談稱：關於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蘇四國一事，海軍總部已接獲通知，刻正遴選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30]:8330。4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日本驅逐艦級軍艦140艘，將立即平均分配與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是為根據1943年四國宣言，對239艘軍艦之首次分配[30]:8332。4月18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日本應保留足以使其維持1930年至1934年間生活水準之工業動力。」[30]:8337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30]:8337。4月22日，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派馬德建、姚璵赴日接收日本賠償中國之軍艦[30]:8338。6月27日，首批日艦抽籤分配：中、美、英、蘇各得8艘，下月將由日本分駛各國[30]:8375。根據美、英、蘇、中四國協議，解散日本海軍所得戰艦92艘，四國平分，中國獲23艘；7月3日，日本賠償中國首批軍艦8艘抵達上海[30]:8378。7月17日，日本賠償艦隻第二次抽籤，中國共得8艘8,000餘噸；7月26日自日本啟碇，7月28日到達上海[30]:8384。
4月，因中、美、英、蘇、法、荷、澳、加、印、新西蘭對日要求賠款數目超過日本資產之總額，麥克阿瑟宣稱，必須堅持二原則：一、充許日本留存維持最低國民生活水準之產業；二、水準以上之資產，由各國分配[30]:8345。
5月1日，國民政府派秦汾為賠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決定將日本賠償物資分上海、南京、塘沽、漢口、廣州、青島、廣州灣、葫蘆島、馬尾、廈門、營口、石灰窰、基隆、高雄14地起卸；賠償物資包括工具機、造船器材、鋼鐵、化工原料、電力以及輕金屬等[30]:8346。5月5日，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賠償組長吳半農與其他7國賠償代表赴日本南部視察掠奪物品[30]:8349。5月12日，中國賠償及歸還代表團組成，吳半農為團長，負責處理日本賠償事宜，和盟軍總部賠償執行處及民間物資保管組聯繫，執行賠償事宜[30]:8353。
6月2日，上海各報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標題下刊載法國通訊社東京消息，日本希望獲得「跟美國共同托管琉球群島，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外有捕魚權及在台灣有特別移民權」等項權利[30]:8367。6月7日，台灣省議員、國大代表聯席會議，電請蔣妥籌對策，堅決反對日、美共管琉球群島及台灣特別移民權等無理要求；同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代表旅滬同胞發表通電，請政府採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復活[30]:8368。6月21日，中國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資源委員會、僑務委員會等，共同組成赴日商務考察團，潘序倫任團長[30]: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中共軍中之原日軍官兵總數約6萬人[30]: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歸還戰時掠奪中國最後一批銅幣、鎳幣700餘噸，由「海遼」輪裝運回中國[30]:8827。
战争纪念
衡阳抗战纪念城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南岳忠烈祠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24][225]，1955年起改為「軍人節」[226]。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27]。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28]，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229]。同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并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2014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献花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226]北京當局為纪念新疆三區革命（聖戰），在伊寧市公園內有紀念疆獨三區革命烈士墓與紀念碑，由毛澤東題詞，並設立新疆三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占地6公頃，中國各地至今仍有纪念活動。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大陆教科书缺乏对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述和正确的表达。如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和1979年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中的中国抗战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变后，唯一提到国军行动的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外还有花园口决堤和封闭生活书店发动反共高潮之类，主要内容都是中共的活动和作战。大陸教科書自蘆溝橋事變至日本投降，皆以中共領導的「抗日統一民族戰線」的「全面抗戰」為正面敘述，並適時地介紹毛澤東發表的文章，针對時局作的分析或指示；对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则敘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如何「消極抗日、积极剿共」，如何「密令國民黨軍隊」進攻陕甘寧邊區，甚至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非常困難的時期， 蔣介石打著“曲線救國”的旗號，指使他的一部分軍隊，充當伪军，進攻解放區[230]。1980年代起出于統戰的需要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等[231]。近年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虽然近来有所改变，并明確指出國民政府負責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但是中共負責敵後戰場的作戰，在抗戰中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論述仍然存在[232]。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教育主要强调全面抗战为“八年抗战”，在2017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文，明确了中小学教育强调抗日战争为“十四年抗战”[233][234][235]。臺灣學者認為是共產黨為搶佔話語權[236]。
1999年10月25日，臺北市中山堂前「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落成[237]；2015年7月2日，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售「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新臺幣硬幣組合[238]。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解嚴以來，逐漸擺脫一元化的中国中心主义，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推展（反對者稱之為去中國化），強調台灣優先，台湾教科書對於包括抗戰在內的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歷史日漸淡化。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亦曾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239]，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和《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240]。近年来中國大陸社會對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爭議[241]。台湾抗战題材影視作品主要拍攝於中华民国同日本、美國先後斷交后的一段時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5年)、《筧橋英烈傳》、《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在華視首播42集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视和三立电视播出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而拍攝的电视剧《勇士們》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歷史。此外在2015年，台湾的公视也推出了纪录片《冲天》，以讲述抗战时期的国军飞行员；此外民视节目《台湾演义》和东森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
另外，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音乐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42]、《長城謠》、《大刀进行曲》、《游擊隊歌》、《在太行山上》[243]、《到敵人後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敵歌》、《中國一定強》、《旗正飄飄》等。
注释
^ 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中华民国国军部队，包括中華民國陸軍、中華民國海軍、中華民國空軍等三軍部隊，另外还有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中國远征軍等其他编制部隊。
^ 由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正規軍特工兼游擊兵部隊的忠義救國軍与國民政府在全中國戰區設置的游擊正規軍，接受游擊指揮部所管轄的中國抗日游擊挺進軍
^ 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双重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和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皖南事变后，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被宣布撤销番号，随后又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重建编制。
^ 由中國共產黨与地方民众組織的地方游擊隊，例如：東北抗日联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華南遊擊隊、臺灣義勇隊等等
^ 由國民革命軍組織的非正規地方保安武裝游擊兵，例如：河北民軍、上海保安游擊隊、別働隊等等
^ 由中國人民群眾組織的民間抗日游擊隊，例如少年鐵血軍、華北國民抗日軍、東北抗日義勇軍等等
^ 蘇联派遣援華的志愿部隊，例如苏联航空志愿队还有参加東北戰役的蘇联軍隊
^ 在中日戰争期间与國軍参加滇缅戰役的部隊
^ 美國援華軍隊，例如美國陸軍航空軍以及参加滇缅戰役的麦瑞尔突击队
^ 第三次長沙會戰
^ 日本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
^ 馬來之虎
^ 日本中国派遣军總司令官
^ 關東軍總司令官、參謀總長
^ 满洲国最高领导人，满洲国军统帅
^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最高领导人
^ 伪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伪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 華北綏靖軍总司令
^ 和平建国軍第2方面軍总司令
^ 和平建国軍第3方面軍总司令
^ 新五軍軍長，兼任第四方面軍指揮官、豫北保安司令
^ 人数最多时，中國方面約6,270,000人。
^ 人数最多时，日本方面約4,100,000人，包括汪兆銘政权的「和平」軍等和其他皇協軍。
^ 日本医疗记录中称整个战争中总死亡军人数为2,121,000。
^ 《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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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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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中国抗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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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上的1942年元旦致辞（东条总理大臣、满洲帝国张国务总理、中华民国汪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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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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